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开局起步之际,“我国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从持续不断的地缘政治冲突,到经济逆全球化呈现区域化,再到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断裂,全球主要经济体合作、人口红利消纳以及初级资源品供给三大模式出现颠覆性变革。对于经济领域而言,变革带来的直接影响是风险重置与再平衡。宏微观各层次,围绕风险重置面临三重策略配平:宏观维度从强调发展向发展与安全配平调整;产业链维度从强调全球化向关键环节归岸配平调整;微观维度从强调当期盈利向中长期战略配平。每一个层次,都强化了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基本能力,即以风险配置为核心的再平衡。我国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意味着实体经济参与者站在高质量发展的高维度上应变风险重配与再平衡,在关注增长曲线斜率的同时,关注增长曲线的波动率与稳定性,提高驾驭风险、应对挑战、跨越波动和穿越不确定性的“硬实力”。
一、关键变量“再配平”引发风险再平衡
1.全球经济运行的长周期变量再配平。一方面,技术与资源要素分配格局生变,经济对资源与技术的转化方式再配平。石油、粮食等基础性资源全球化流动局部受阻,半导体、新材料等创新技术在全球经济中的开放共享、验证扩增遇滞。贸易保护主义、资源民族主义有所抬头,全球经济合作逆流承压,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视界”收缩,基础资源性优势、技术创新性优势的比较基础从全球范围收窄至区域局部。另一方面,全球人口年龄结构生变,经济对劳动力红利的消纳方式再配平。在低生育率与老龄化的共同作用下,全球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占比已于2014年达峰(65.6%)。其中,美、英、德、法等发达国家,分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及本世纪初达峰;中国(74.5%)则在2010年触顶回落。受此影响,全球劳动力红利总量及对应的消纳模式面临变革。
2.全球风险定价中枢抬升,引发总体风险再平衡。一是持续加息增大经济内生脆弱性,欧美等经济体风险分布面临再平衡。截至2022年7月末,全球至少51个国家加息166次,5~7月间累计加息86次。持续加息引发与平衡经济结构、支持经济增长间的矛盾性决策,导致全球经济复苏放缓与内生脆弱性增加。imf2022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将降至2.7%,乃至更低。二是“新上游”通胀抬升转型起点,经济体能源转型风险面临再平衡。全球能源转型进程正面临清洁技术、绿色资源、碳定价权等“新上游”资源价格的加速抬升。截至2022年11月末,碳酸锂及氢氧化锂价格已较年初翻番,南美“锂三角(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拟成立锂矿联盟。受此影响,转型滞后国家将不得不面对更高的转型门槛。三是全球债务风险上行,国别风险面临再平衡。全球经济滞胀导致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风险中枢均出现不同程度上行。2022年二季度,欧元区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已达94.2%。而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7月末,已接近25%的embig (全球新兴市场债券指数)发行人利差大于1000bp。“高外债、低外储”的新兴市场国家债务脆弱性风险显著上升。
二、薄弱环节约束国内风险驾驭能力提升
1.存量风险“堵点”约束经济转型与提质再平衡。一是两个“四成”结构下,房地产下行抬升金融与地方政府信用风险中枢。一方面,截至2022年上半年末,上市银行抵押贷款余额占比仍接近四成。金融行业与地产深度绑定,导致信用风险中枢居高不下。另一方面,10月末全国31个省市土地收入依赖度均值仍接近四成。前三季度全国地方财政收支缺口8.46万亿元,为2008年以来的峰值;9月地方政府债务率攀升至312.5%,较2022年初上升8.18个百分点;地方政府财政自给率1~10月为52.47%,较2021年末下行0.11个百分点。二是两个“高于均值”趋势中,不动产配置引致的居民部门偿债压力高企。2005~2021年间,国内居民部门负债规模与gdp年复合增速差值接近10个百分点,高于同期主要发达经济体均值水平。同时,bis数据显示2022年二季度,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继续高于新兴市场国家均值水平。
2.创新技术“卡点”约束发展与安全再平衡。在科技创新领域,当前国际科技巨头通过关键技术垄断左右全球产业链的价值流动路径,从而进一步固化产业链圈层格局。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卡脖子”关键技术缺乏自主可控,直接影响我国产业在参与全球竞争中的“跃迁势能”。同时,在技术革命的核心领域、产业链跃迁的关键环节形成技术创新硬约束,进而影响产业端的“发展与安全”再平衡。
3.发展失衡“滞点”约束质量与效率再平衡。快速发展中积累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使得全社会风险驾驭能力无法均衡性提升,掣肘未来高质量发展的质效平衡。收入增长“城乡分化”,三季度末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57)仍有优化空间;区域发展“南高北低”,2021年东部发达地区gdp占比(52.05%)持续提升的同时,东三省gdp占比较1978年下降逾9个百分点。产业发展方面,2004~2021年间,制造业产值年均增长率略低于金融及地产等服务性行业。
4.短期增长“痛点”约束经济复苏斜率再平衡。外需呈现下行态势,11月以美元计价出口同比下降8.7%,降幅较10月扩大8.4个百分点,近三个月整体趋势呈现出加速回落迹象。内需恢复速率偏慢,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下降0.9%。2022年3月以来pmi新订单与pmi生产持续出现缺口,近三个月缺口均在1个百分点以上。小微主体经营态势持续弱化,11月小型企业pmi(45.6%)回落幅度(2.6个百分点)远超大中型企业,且连续19个月处于收缩区间。
三、关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风险驾驭能力主线提升
在当前宏观背景下,进行资产配置尤其要关注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下的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两个“边际变化”:一是微观主体应对不确定性能力的边际变化,二是宏观整体社会发展定力的边际变化。两个“边际变化”聚焦为“体系化、差异化、实战化、专业化、精细化”的“五化”能力,对应全社会风险驾驭能力的主线提升。
1.顶层战略引领下的风险驾驭体系化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始终是突破现有国内外风险困局,提升外部风险驾驭能力,增强内生风险缓释能力,迎战各种“黑天鹅”“灰犀牛”的唯一通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要求,以及“实业兴国、科技强国、绿色发展、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国家安全”等顶层战略设计安排,是应对国际、国内两类“不确定性”挑战的“确定性”体系能力,是实现内外两重风险再平衡的系统性蓝图。
2.实体经济壮大进程中的风险驾驭差异化能力。现代化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创新驱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在国际、国内两个风险重配与再平衡进程中,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始终是根基。以此构建的高质量风险驾驭“硬实力”,与单纯用金融手段缓释全球风险有着本质差异。全球而言,实体产业的自主创新、科技突破是驾驭全球工业4.0和绿色能源革命的“先手棋”,意在引领全球产业链科技跃迁;国内而言,风险“堵点”、失衡“滞点”平稳去化是稳住经济增长基线的“主动仗”,意在增强全球经济发展稳定性。
3.存量风险平稳去化中的风险驾驭实战化能力。全球各国间的经济交互与发展失衡,决定了跨国风险重配的运动方向与传导路径。而一国产业与经济结构裂隙,则成为引发国内风险重配,以及特定领域风险累积、恶化乃至外溢的重要诱因。通过高质量发展践行国家战略,正是消除收入分化、区域分化、产业分化、技术分化等失衡节点,阻断风险重配传播路径,化解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稳定阻力因素的核心逻辑,也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掌控风险再平衡的重心所在。
4.“新刚需”凝结中的风险驾驭专业化能力。对于需求,不仅要作“量”的分析,更要作“质”的研判。当前,一些弹性较小的刚性需求正在从“衣、食、住”向“数据、绿色、科技”领域凝结,“新刚需”悄然崛起,“从供给生成创新到需求消纳创新”的高质量循环正在生成。“新刚需”锚定国家安全基线、增长基线与民生基线,凝聚国家战略,凸显时代特征,是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的基础。发力“新刚需”在智能制造、数字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智慧农业等新兴产业链上的映射节点,正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实体领域落子行棋,撬动实体经济风险驾驭专业化能力的重要支点。
5.金融功能归源中的风险驾驭精细化能力。金融是风险重配再平衡的中枢环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在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背景下,将紧密贴合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顶层战略,主动优化实体经济的直接融资、权益融资占比,缓释存量债务风险;积极引导多类资源逐步向支柱性、战略性、前瞻性领域合理增配。从定位、目标与功能多维度上发挥资金、风险等资源配置功能,畅通经济肌体的运行脉络,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最终,聚焦到资产配置维度,应以“全球风险重配与再平衡”为切入点,聚焦“不确定”环境中的“确定性”主线,以风险驾驭能力提升为轴,关注粮食、能源、技术、资源等关键产业链“安全”,国资央企“战略价值”,以及金融房地产风险平稳去化几大核心逻辑。
(国新证券)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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